原文见《中国高等教育》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并通过跨越式发展于2019年进入了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展为下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新的时代向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发展任务。2022年10月召开的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如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城镇化、文化世俗化和组织理性化；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是建立在巨大人口规模基础上的现代化，具有追求社会公平与共同富裕、坚持协调与和谐发展理念以及走自主、和平与可持续发展道路等内在品质，其关键在于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解，在于既能够体现中华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的公平理想，又能体现现代化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制度效率。这一要求反映在高等教育上，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从而建成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高等教育。这就需要应对好当前面对的双重挑战：一是创新突破，即在科研上能建立起高质量的自主知识体系，产出原创性的科研成果，推动科技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在人才培养上能够建立起高质量的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培养一批拔尖创新人才，服务于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二是公平挑战，就是如何能够以人民为中心，进一步提升高等教育公平，增强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通过教育公平来推动社会公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共同富裕。

上述双重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效率与公平这一旧问题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新体现。要同时解决好效率与公平问题，结构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高等教育结构是高等教育体系内部诸要素的分布和比例关系，合理的结构既意味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也能为高等教育未来发展提供健康的生成基础。过去20年是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张的时期，事物在快速增长时很难同时兼顾结构，但现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进入平缓期，就需要更加重视结构调整，通过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促进高等教育质量和内涵发展，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

一般而言，高等教育结构主要包括层次结构、学科结构、布局结构、类型结构等。层次结构指的是不同要求和程度的高等教育的构成状态，包括专科、本科、硕士和博士四个层次；学科结构指的是不同学科人才培养规模的比例；布局结构指的是高等学校和学生数量在空间和地理位置上的分布；类型结构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指的是承担不同教育类型和人才培养类型的学校的分布情况，根据不同的维度，可以把高等学校划分成不同类型，但多指垂直分布的高等学校类型及其占比。

根据学者的文献调查，层次结构、布局结构和科类结构已成为研究高等教育结构的高频热词^［1］，但针对类型结构的研究还不多，是高等教育结构研究中较为薄弱的一环。现有研究大多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类型结构不明显，在国家层面上表现为强调等级多于强调类型，在机构层面上表现为高校办学定位模糊，趋同化现象严重。^［2-4］这与我国长期以来缺乏对高校的明确定位和分类、对高校特色化发展的引导和支持力度不足、资源配置不平等、评估不当、监管力度不够等原因密切相关。^［5-6］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类型结构不够均衡的突出表现是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协调、技能型人才尤其是操作型高技能人才短缺。因此，不少研究提出，优化高等教育类型结构应当引导高校实现类型特色化发展，重点加强应用型本科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为经济社会建设培养更多应用型、技能型人才。^［7-10］根据先行国家的经验，应用技术教育等新兴高等教育类型通常是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主力军，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的主要关注在于提高应用型技能型教育的结构地位是符合阶段性规律的，不过自2019年步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增速明显放缓、高职院校与本科院校的规模已旗鼓相当；2022年我国正式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经济社会建设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大众化时期的观点不再适用于普及化阶段的类型结构优化需求，新的内外条件要求研究者站在新的时代对我国高等教育类型结构进行重新审视。

本研究选取美国高等教育作为参照对象，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国家，实现普及化已50年，形成了比较成熟的高等教育类型结构，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深入推进可从其发展历程中吸取有益经验。本研究通过中美统计数据对比，对我国高等教育类型结构的现状及发展进行分析，归纳已经显现的新特征、新矛盾和新的改革重点，以期为切实优化我国高等教育类型结构、有效应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双重挑战提供参考。

二、我国高等教育类型结构

及中美比较

当前世界各国在高等学校分类上有两种常见思路：一种是基于功能特色，比如，澳大利亚的本科教学型、本研教学型和研究集中型大学，德国的综合大学与应用科技大学^［11］，欧盟的欧洲高等教育机构分类法^［12-13］，美国近年来的卡内基高等教育机构分类法等；另一种是基于水平特色，关注办学主体提供主要面向精英还是大众的教育，比如，赫曼诺维兹（J.C.HERMANOWICZ）提出的精英型、复合型和社群型大学^［14-15］，俄罗斯的国家古典大学、联邦大学、地区支柱性大学等五类机构^［16］。两种思路各有侧重，本研究综合两种思路，根据实践中的常见做法，按学术水平将高校类型分为三类：第一种类型是精英性质的研究型大学，以本科教育为基础，本科与研究生教育并重，培养学术型、理论型人才，如我国的“985”高校、“211”高校、“双一流”建设高校和美国的超高水平/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第二种类型是教学型为主的普通高校，以本科教育为主，适当担负研究生培养任务，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第三种类型是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如我国的高职院校、美国的两年制社区学院等，培养目标是岗位型、技能型人才。^［17］在本研究中，三类高校分别简称为研究型大学、非研究型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两年制学院（见表1）。为了减少办学层次因素对类型结构分析的干扰，本文将高等教育类型结构的探讨限定在第一学历层次，也就是本（专）科层次。就中美的情况来看，研究型大学和非研究型本科院校的第一学历层次一般是本科，高职院校或两年制学院一般是专科。

1.中美高等教育类型结构现状

我国当前形成的高等教育三类层级大致为：以“清北”为首的39所“985”高校和98所其他“双一流”建设高校构成的具有精英性质的研究型大学，处于高等教育体系的高层级；1133所其他本科院校和1486所高职院校分别处于中、低层级。相应地，美国以常春藤盟校为首的131所超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130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构成高层级的精英研究型大学队伍；授予本科及以上学位的其余2240所高校处于中间层级，1215所两年制学院处于低层级。其中，研究型大学又细分为两个梯次，即中国的“985”高校和其他“双一流”建设高校，分别对应美国的超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对这三类四级院校数量和毕业生/学位授予规模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当前两国高等教育类型结构的差异。

如图1所示，就院校规模来说，我国当前高等教育类型结构总体上呈一个陡峭的、底部厚重的金字塔形，研究型大学、非研究型本科院校、高职院校的比例大致为1∶8.27∶10.85。美国高等教育类型结构分布相对更为平缓，呈中部厚实的花瓶形，非研究型本科院校数量占比最高，研究型大学、非研究型本科院校、两年制学院的比例大致为1∶8.59∶4.66。在研究型大学内部，我国“985”高校占比只占“双一流”大学的1/4强，而美国的超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数量反而略多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形成了一个缓和的瓶嘴。同时，我国非研究型本科院校数量占比是美国同类高校占比的2/3，而高职院校数量占比是美国同类高校占比的1.65倍。

如图2所示，从毕业生人数分布来看，2020年美国三类高校的学位授予数比例为1∶1.24∶1.08，基本上是“三分天下”，非常均衡：研究型大学的学位授予数为943267，非研究型本科院校的学位授予数为1167309，两年制学院的学位授予数为1017536，占比分别为30.15%、37.32%和32.53%。值得指出的是，超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学位授予数为644622，占比为20.60%，在研究型大学内部占2/3以上，是研究型大学中本科学位授予的主要贡献者。与此相较，2020年我国三类高校的毕业生人数比例为1∶7.19∶5.42，研究型大学占比明显偏低。“双一流”建设高校毕业生约为58万人，总量不到美国同类高校的2/3，其中“985”高校的毕业生更是只有约18万人，总量不到美国同类高校的1/3，研究型大学培养的第一学历毕业生无论是总量还是在结构中的占比都远少于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就本科与高职毕业生的比例而言，2021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仍以本科为主体，但这一趋势已逆转。2019年我国高职院校的大扩招使得专科招生数超过本科招生数，当年专科招生483万，本科招生431万，按照我国高等教育的高毕业率，从2022年开始高职毕业生人数就会超过本科毕业生人数。以2021年我国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为例，“双一流”建设高校招生约64万人，非研究型本科院校招生约385万人，高职院校招生约553万人，三类高校的招生人数占比分别为6.39%、38.42%和55.19%，即1∶6.01∶8.64，其中“985”高校招生约21万人，仅占2.07%^①，这意味着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将同样呈陡峭的金字塔形。

2.中美高等教育类型结构的变化及趋势

美国这种相对均衡的高等教育类型结构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精英化——大众化——普及化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美国高等教育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体现了什么趋势？中国高等教育在近20年来相继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目前正处在普及化的开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又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

（1）美国高等教育类型结构的变化及趋势。

美国分别于20世纪40年代和70年代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精英化末期美国各类高校共有1800余所^［18］，四年制高校（包括研究型大学和非研究型本科院校）在这一时期是主体，近90%的学生都就读于四年制高校而非两年制学院。但在大众化阶段的20多年（20世纪50-70年代）里，美国高等教育结构发生了变化，两年制学院快速扩张，在校生人数占比从9.37%^［19］提升到31.47%，机构数占比也从29.16%提升到34.86%，尤其在大众化中后期增速明显提升。70年代后美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在普及化的前10年，两年制学院依旧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并在1980年达到高点，在校生人数占比达43.20%，机构数占比达39.34%。之后美国高等教育类型结构延续这一分布，大体趋于稳定。进入21世纪，美国高等教育类型结构又开始出现新的变化：研究型大学规模扩张而两年制学院规模快速缩减。2020年，两年制学院的在校生数占比降到31.00%，高等教育类型结构的精英性再次增强（见表2）。

考察美国研究型大学数量占比变化可发现，从大众化中期到普及化中期的40多年里，研究型大学的数量无太大变化，1960年为143所，到2005年也仅为150所，而同期美国的高校总数和其他两类高校数量都在快速增长，因而研究型大学占比不断下降，从1960年的7.24%降至2005年的3.53%，降幅超过50%。但从2005年起，研究型大学的数量开始持续快速上升，从150所增至2020年的261所，同期高校总数和其他两类高校的规模都在减小，特别是两年制学院的数量锐减，因而研究型大学占比从2005年的3.53%增至2020年的8.28%，15年间翻了一倍以上，甚至高于1960年的水平（见图3）。

由上可见，从精英阶段走向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美国高等教育结构的精英性经历了从强到弱再逐步增强的过程。各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概括如下：在精英阶段，四年制机构占绝对主体地位，高等教育结构具有较强的精英性，基本呈“甲”字型结构；在大众化阶段，两年制学院迅猛扩张，高层级机构占比明显减少，高等教育结构的精英性明显减弱；到20世纪70年代实现普及化，美国高等教育形成了上部小、中下部大的“由”字型结构。在进入普及化阶段后的前若干年，美国高等教育结构延续了大众化后期精英性减弱的趋势，2000年后美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成熟阶段，出现了新的变化趋势：整体来看，近20年来研究型大学占比上升，两年制学院占比下降，中层级机构占比保持稳定，精英性再次增强，三类层级高校规模特别是在校生分布变得更加均衡，整体向“目”字型结构转变。

（2）中国高等教育类型结构的变化。

我国在2002年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2019年正式进入普及化阶段。作为高等教育后发国家，我国实现大众化和普及化的时间晚于美国，但我国高等教育类型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与美国类似的变化规律。

如表3所示，在精英阶段，我国高等教育以本科院校为主体，其在校生数占80%左右,机构数占60%左右。在大众化阶段（2002-2018年），高职院校开始快速扩张，这一时期其在校生人数增长了4倍，尤其在大众化初期出现了增长高峰，2002-2007年年均增长率达25.40%；尽管这一阶段本科在校生人数也增长了1.8倍，但显著低于高职院校。

2008年10月，教育部表示20世纪90年代末的全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太急促，今后高校扩招步伐将放缓^［20］，之后高职院校在校生的扩张速度减缓。进入普及化阶段后，2019年超过百万人的高职大扩招又一次迅速增加了高职院校的学生数及其占比，当年高职招生总数超过本科招生，由于高职教育是三年制，因此从2022年开始高职毕业生人数会超越本科毕业生人数，高校每年向社会输送的人才超过半数将会是高职学生。这一时期研究型大学在校生的准确数据尽管不可得，但由于研究型大学无论是机构数还是招生规模的增长速度都远不及高职院校和非研究型本科院校，因此其在校生数占比的下降可想而知。

从高校数量来看，1998年三类高校数量之比为1∶5.29∶4.59，迈入大众化之后，高职院校的规模扩张速度明显快于本科高校，数量占比大幅提高，到2007年三类高校数量之比为1∶5.92∶10.92，高等教育类型结构的精英性降低。之后随着教育部扩招政策的变化，高职院校数量的增长速度放缓，进入相对稳定期，2016年三类高校数量之比为1∶10.04∶12.13，与10年、20年前相比，高等教育类型结构的精英性在不断减弱。从研究型大学数量在所有高校中的占比可看出，从1998年到2020年总体呈下降趋势。1999年我国“211”高校明确为99所^［21］，2011年为112所，2016年在原“211”高校（含“985”高校）基础上形成的“双一流”建设高校虽然扩大了研究型大学的队伍，达到137所，但其数量总体占比依旧从1999年的9.24%减至2020年的5.00%（见图4）。

由此可见，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再实现普及化的过程中，同样经历了高水平院校相对规模由大变小、高等教育类型结构的精英性大幅减弱的过程。

3.小结

从以上中美高等教育类型结构的现状和发展对比可见，美国高等教育经历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精英化——大众化——普及化的发展阶段，高等教育类型结构从“甲”字型变化为“由”字型再发展为“目”字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高等教育的类型结构整体上呈现出了从较强的精英性到精英性大幅减弱再快速提升的特征，并形成了较为均衡的高等教育类型结构。目前美国高校以本科院校为主体，研究型大学的数量占比尽管不高，但其培养的学生人数相对其他高校毫不逊色，特别是超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以3.52%的机构规模占比向社会输送了20.60%的本科毕业生。研究型大学、非研究型本科学校和两年制学院三类高校在向社会输送人才上基本上是“三分天下”。相较美国，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较晚。在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张的大众化阶段，中国高等教育呈现了与美国类似的变化，应用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迅猛发展，精英性大幅减弱，这反映出高等教育类型结构发展存在一定的客观规律：从精英阶段到大众化再到普及化初期，高水平院校的机构数和在校生数占比通常会经历由多到少的变化，高等教育类型结构的精英性呈现由强到弱的变化。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类型结构呈陡峭的金字塔形，主要有两个典型特征：一是底部沉重。中国高职院校无论是院校规模还是毕业生规模都占比最高，超过50%，美国即便是在精英性最弱、职业技能教育最兴盛的时期，也还是以本科教育为主体；二是顶部陡峭。研究型大学毕业生占比过少，仅占7.35%，特别是“985”高校的毕业生人数占比仅为2.27%，远远少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30.15%和超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20.60%。这意味着美国每5名学生中就有1个能进入超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而中国每50名学生才有1个进入“985”高校。美国学生进入超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学习的机会几乎是中国学生的10倍。^②中国目前尚处在普及化阶段早期，未来会如何发展，与政府现阶段对高等教育类型结构的调控政策密切相关。

三、问题讨论及分析

1.陡峭的金字塔形高等教育类型结构难以满足我国更高水平创新与公平需要

与美国相比，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类型结构呈现为一种陡峭的金字塔形，研究型大学的数量及其学生数都太少、在所有类型高校中占比太低，这种顶部过于陡峭的结构很难满足国家更高水平创新和公平的需要。

中美两国均为世界高等教育超大国^［22］，2020年美国的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为1585.2万人，我国的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为3280.6万人，是美国的2.1倍。但美国超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年度毕业生为64万人，而我国“985”高校当年的毕业生只有18万人，向社会输送的创新人才生力军不到美国同类高校的1/3。我国研究型大学数量也明显少于美国，2020年美国有261所研究型大学，我国只有137所研究型大学，只有美国的1/2强。

研究型大学的数量及其学生数过少不利于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当前我国追求的是高水平的创新，尤其是要在学术理论前沿和关键核心技术方面实现突破。研究型大学是所有类型高校中学术水平最高、科研实力最强的，是培养学术型、理论型高端创新人才的关键平台。然而，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显示，2021年我国的全球创新整体排名虽然从第14位上升到第12位，达到在中高收入经济体中排第1、亚太地区排第3的水平，但各项指标还不均衡，存在明显的薄弱环节，与人才培养相关的“人力资本与研究”只排第21位，“高等教育”甚至排到了全球第83位。^［23］以芯片制造为例，国际商业策略公司（IBS）的调查显示，相比于处在中等层次的复合型和应用型人才，目前中国芯片行业最缺乏的是高端人才，尤其是最尖端的领军人才。^［24］高水平人才匮乏已经成为提升我国创新水平的主要障碍之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研究型大学数量太少，很难为关键领域的创新输送足够多的高水平人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以科技为第一生产力、以人才为第一资源、以创新为第一动力，要着力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就必须通过高等教育培养更多的高水平创新人才。因此，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研究型大学的规模，增加其学生数量，对我国提高创新水平、提升国际竞争力来说非常重要。

研究型大学的数量及其学生数过少也会对社会公平造成损害。研究型大学具有精英性质，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代表，对个人而言，进入研究型大学通常意味着毕业后能拥有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据《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统计，2021年全国应届本科毕业生平均月收入为5833元，而“双一流”建设高校毕业生不仅平均月收入达到了7025元，而且总体上薪资增速更快、长期回报更显著。^［25］进入研究型大学对学生的个人发展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都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是许多青年非常渴望得到的受教育机会，是很多家庭实现阶层跃升的重要渠道，然而我国学生进入研究型大学的机会不到美国学生的五分之一,进入第一梯次研究型大学的机会不到美国学生的十分之一。

研究型大学数量太少、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过于稀缺时，会阻碍社会流动和教育公平。既往研究发现，高校扩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等教育数量机会的不平等，却导致高等教育质量机会的竞争更激烈了，低收入家庭子女与高收入家庭子女进入高质量大学的机会差距反而比以前更大了。^［26］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我国的诸多建设举措为更多社会经济地位处于劣势家庭出身的学子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还提供得不够。高考人数连年增加，研究型大学规模却相对增长缓慢，导致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变得比以前更稀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总体提升，人们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强，由此引发激烈的高考升学竞争，致使很大一部分有潜力的年轻人被提前淘汰，其中最大的群体仍然是出身底层家庭的学子，既浪费了人才资源，又会损害社会公平。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应该提供更多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有效回应民众诉求，促进社会公平。

2.研究型大学学生整体规模太小不利于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的拔尖创新人才，这些人需要具有良好的个性品质、完善的知识与能力结构、坚韧的创新意志、超前的创新思维、科学的创新实践和较高的情商素养^［27-28］，必须合理选拔、精心培养。然而在研究型大学学生整体规模太小的情况下，难以实现令人满意的培养。

一方面，招生过少导致初选环节过于严苛狭窄，将很多具有潜力的年轻人拒之门外，造成人才浪费。高考作为一种以笔试为主、考察多科目基础知识能力的考试，选拔的主要是成绩拔尖人才^［29］，这种有局限性的选拔维度很容易带来一个较窄分数段的学生同质化的问题，大量成绩不一定那么拔尖但也不错、同时具有较强创新潜力的学生被排除在研究型大学的门外。显然，在国家拥有的高等教育资源总量相同的情况下，入选的后备人才越少，倾注在每个人身上的教育投资风险就越大。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一个复杂的长期过程，受外部环境、学生个体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常常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具有较高的探索性和不确定性。因此，适当增加后备人才的数量、增加人才的多元性可以有效分散风险，提高社会教育投入的总回报率；反之，小基数的、同质化的后备人才队伍会导致双重的高风险，难以保证人才培养收益。

另一方面，研究型大学学生整体规模太小还会导致培养过程中出现问题，带来优秀学生之间不必要的“内卷”。为了进一步加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不少高校自2009年起陆续启动了“珠峰计划”、“强基计划”、“交叉学科人才培养计划”等，上述举措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学校层面，都带有很强的精英性质，相当于在研究型大学内部把学生再划分成若干等级，并将优质资源向人数更少的尖端群体倾斜。当研究型大学招生规模适当、学生人数较多时，这种做法有利于选出具有领军潜质的精英来重点培养，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但是，当研究型大学只进行少量“掐尖”招生，致使精英学生已经非常集中、同质的情况下，还继续进行二次划分、过细划分，不仅很难真正判别学生的水平，还会引发精英学生之间对更优资源的无谓竞争。例如，不少研究型大学规定课程成绩遵循“正态分布”原则，其初衷是为了限制分数膨胀，有其合理性^［30］，但在学生整体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强制性地搞“正态分布”，就很容易引发恶性竞争和投机行为，导致学生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怎样快速提高成绩绩点而不是静心锤炼学术能力上，这无疑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初衷背道而驰。2021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有1078万^［31］，“双一流”建设高校总共只招收64万左右，“985”高校只招收21万左右，研究型大学如果对规模这么小的学生群体在培养过程中还过分强调优中选优、层层划分，既容易造成对优质生源的浪费，又容易带来优秀学生之间不必要的"内卷"，反而抑制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3.高职院校数量占比偏大的大众化高等教育类型结构，不能满足新时代产业结构升级和数字经济的需要

高职院校在我国高等教育机构中占比最大，机构数和招生人数占比都在50%以上，在校生数也占将近40%，而主要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本科高校的相应数据基本在40%左右，形成“专科多、本科少”的格局；美国的高等教育类型结构则以应用型本科高校为主体，呈现“本科多、专科少”的格局，特别是近20年来，美国两年制学院的数量明显下降，从2000年的1680所下降到2020年的935所，降幅高达44%。随着数字经济正在成为全球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力量，我国这种底端过于庞大的高等教育类型结构，恐怕并不能满足新时代数字经济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态势迅猛，2020年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38.6%，长期居于世界第二，产业数字化规模达31.7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1.2%；服务业、工业、农业的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为40.7%、21.0%、8.9%，数字服务贸易在服务贸易中的比重占到44.55%。^［32］③专家预测，到2025年，我国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总值预计将超过GDP的50%，成为国民经济增量的主要贡献来源。^［33］这种产业发展趋势对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是社会对高技能人才需求的明显增加要求高等教育加大人才供给力度。数字经济主要依托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国际劳工组织（ILO）调查报告显示，拥有高技能的工人在远程工作中更有优势，在面对大规模疫情、经济波动等外部环境变化时也更能保持就业和收入的稳定性，在数字经济时代更有优势，需求量也更大。^［34］2022年，中央政府发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强调要加强高级工以上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而谁来培养是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关键问题之一。高等教育大众化通常以高职院校扩张为主要力量，2002-2018年我国高职院校入学人数占比从23%上升到了34%；但从大众化初期到末期，我国高级工在所有产业工人中的比例大约只增长了1个百分点，2018年全国2亿产业工人中仅有5%是高级工，而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高级工比例已从35%增长到40%、50%。^［35］也就是说，在此期间我国高技能人才所占的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不但没有缩小差距，反而比大众化初期差距更大了。^［36］由此可见，大规模建设高职院校对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效果并不显著。相较而言，本科院校比高职院校拥有更好的硬件条件、教师资源和学科支撑，能够为学生提供更高水平的教育，相对而言更适合成为培养高技能人才的主体。然而，我国当前高等教育类型结构不够协调，本科院校特别是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数量和学生数都太少，高职院校数量偏多，既无法为社会输送足够多的高技能人才，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也会导致初级劳动力供给过多，引发专科生就业困难等问题。^［37］

二是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比的提高向新时代职业人才提出了新的素养要求。我国高职毕业生主要就业于第二、三产业^［38-39］，第二、三产业中数字化的比例不断加大，使得这些产业对岗位性人才的要求与传统经济有了较大不同：学生不仅需要拥有某种技能，还要求具备较好的综合素质和知识迁移能力，能够融合多专业知识，进行独立思考，解决有一定复杂性的问题。^［40-41］要培养这样的人才，光靠熟练的技术培训和教育并不够，还必须进行一定的理论教育和通识教育。本科教育和专科教育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本科教育在强调专业知识实践技能培养的同时，还非常重视通过专业基本理论学习和通识教育为学生提供综合素养和思维能力的训练，这种培养方式更有助于学生知识迁移能力的养成，促进学生灵活思考并解决各种应用性问题、难题。这样的人才更能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岗位要求，所以未来我国的经济结构将对本科应用型人才而不是高职技能型人才提出大量需求，如果本科院校数量占比太少，将很难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四、结论与建议

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到大众化再到普及化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类型结构经历了精英性从强到弱的变迁，存在研究型大学数量占比过少、本科高校数量占比偏小而高职院校数量占比过大的问题。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类型结构，既不能满足创新人才培养的需要，也不能满足更高水平的教育公平的需要；既不能满足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需要，也不能满足我国产业升级的需要。为了积极应对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的双重挑战，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回应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必须优化我国高等教育类型结构，实现高等教育类型结构的重心上移，使各类高校的规模分布更加合理均衡，从而建立起适应时代需求的普及化高等教育类型结构。

一是增加“双一流”建设高校数量，扩大“双一流”建设高校人才培养规模，加快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体系。近10年来，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114万亿元，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例达18.5%，提高了7.2个百分点，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9800元增加到81000元；教育经费占GDP4%的承诺得到保证，教育经费稳步上升，这些都为扩大“双一流”建设高校规模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当前应当提高增量、完善存量，一方面增加“双一流”建设高校数量，适当放松准入标准，加强对地方建设一流高校的政策支持力度与广度，鼓励更多高水平大学成长为“双一流”建设高校；另一方面，对于长期获得国家重点支持的研究型大学，则应鼓励其适当增加本科招生规模，进一步提升自主办学能力。

二是扩大本科院校规模特别是增加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数量，鼓励有条件的高职院校升格为职业本科院校、应用型大学。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实现各领域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理论型研究型的创新人才，还要求培养一大批高水平应用技能型人才，这就需要学校数量足够多、学生数量足够大的本科层次应用型院校作为重要支撑。应当进一步通过政策倾斜和资源投入，大力支持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发展。同时还要引导高职院校高效有序发展，提高办学质量和水平，加强专业理论基础与通识教育，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和知识迁移能力，促进我国劳动力素质整体提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

三是研究型大学的人才培养要充分考虑到我国高等教育类型结构过于陡峭的现状，减少人才培养中的各种工程，避免优绩主义带来的“内卷”和人才浪费。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尤其是原“985”高校的本科招生比例过小，所招学生堪称百里挑一，是我国当前人才培养模式下拔尖创新人才的主要来源，而且大多有潜力成为拔尖创新人才和各行各业的骨干，均应得到精心培养；在本科在校生数量得到长足发展之前，不应该在人才培养上设置过多的各种工程。“双一流”建设高校不仅要利用我国人口大国的优势，吸纳更多富有潜力的学生成为人才后备军，还应该鼓励所有学生发挥潜质，进行更多的宽口径、厚基础人才培养。在人才基数较大、环境较为宽松的情况下，自然会有一定数量的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

注释：

①根据各高校网站数据和《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得。个别高校因2021年招生数据缺失而使用2020年或2022年招生数据，统计结果略有误差。

②从毕业生占比的直接换算约为9倍，但中国研究型大学毕业率比美国研究型大学高得多，参照毕业率来计算美国研究型大学学生入学机会属于不完全统计。所以，中国学生进入第一梯次研究型大学的机会至少低于美国学生类似机会的1/10。

③根据中国信通院最新报告，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到45.5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9.8%，产业数字化规模达到37.18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2.5%。但是三大产业最新数据为2020年数据，为了保持前后一致，故此处统一使用2020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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